【閱讀筆記】閱聽人研究典範之流變

◆ 閱讀文本：Roger Silverstone. “On the Audience.”“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Everyday Life.” Television and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1994. 132-177.

Roger Silverstone將閱聽人置入社會結構以及日常生活實踐之中加以研究，探討閱聽人、文本、以及脈絡三者的交互影響。他並將閱聽人視為社會與文化的個體，事實上電視閱聽人處於交互重疊，但卻不見得總是多重決定的不同時空脈絡底下（different overlapping but not always overdetermining spaces and times），因而在評估電視的影響力時，閱聽人所處的多元時空脈絡實為一個重要的考量。

因應特定的時空脈絡及歷史情境，學門會發展出不同的典範（paradigm），而研究者則根據此典範進行社會現象的探索和考究，是故，一但情境改變，即產生典範轉移。Abercrombie與Longhurst（1998）將閱聽人研究區分為三個典範時期，分別為行為典範（Behavioural Paradigm）、納編（合作）／抗拒典範（Incorporation／Resistance Paradigm）、以及觀展／表演典範（Spectacle／Performance Paradigm, SPP）。必須釐清的是，上述閱聽人研究的典範轉移並非線性演化的階段論，事實上，這三個典範乃是並存的關係，只是隨著情境的變動，研究者會從中選擇較適切的典範作為研究的參照。

行為典範、納編（合作）／抗拒典範、以及觀展／表演典範三者之間關鍵的差異之一為閱聽人的本質及其主體性之展現。行為典範時期將閱聽人視為接受媒介訊息刺激的個體，其方法論觀點則以Anderson（1996）提出的「先驗閱聽人」（the transcendent empirical audience）觀點為代表，指稱超越時空限制、可進行概推的閱聽人，如此便將閱聽人研究抽離於脈絡之外，忽略潛在社會結構與社會文化情境的影響。而納編（合作）／抗拒典範則採取社會建構論的立場，認為閱聽人乃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強調閱聽人與主流意識形態的協商、對立，以及主動詮釋文本意義的能力。此外，此典範關注閱聽人身處的時空脈絡和社會文化情境對其造成的影響。然而，隨著新傳播科技大量出現與普及，藉由數位生產工具如電腦、數位相機結合網際網路，閱聽人較容易獲得媒介近用權，躍升成為主動的媒介訊息產製者，造成生產／消費、製碼／解碼的二元對立之邊界逐漸消弭。導因於新傳播形態的興起，媒介景觀（mediascape）日益複雜，主動閱聽人（active audience）的概念獲得進一步的拓展，Abercrombie與Longhurst（1998）提出觀展／表演典範，此典範重視閱聽人置身在一個「媒介滲透」（media-drenched）的社會中，如何透過媒介影像建構日常生活，並從中建構自我主體認同。

在此典範轉移的過程中，可見閱聽人之主動性（activity）有漸趨上漲的傾向，閱聽人不再是被動地接收訊息，而是具有主動產製媒介訊息能力的行動者。然而，該如何界定何謂「被動」、何謂「主動」呢？Livingstone（1990）認為「主動性」可能指涉的是創意性閱讀，但也有可能指涉閱聽人將文本與其熟悉的架構或習慣相互構連的過程。在電視研究中，由於閱聽人的個體差異所導致的差異性解讀，經常和主動性這個概念產生高度扣連。Roger Silverstone則主張所有閱聽人就某方面而言都是主動的，問題在於詳述其主動性屬於何種類型；我們應重視的關鍵議題或許並不在於觀眾主動與否，而是該主動性是否重要。主動性是否因而創造了差異？是否提供閱聽人創造性或批判性解讀媒介訊息的機會？同時，我們也必須探究主動性是如何受制於社會環境？Silverstone企圖打破發現／創造、主動／被動二元對立的觀點，他主張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產製的意義、維持的認同、接受的儀式等等，都是在一個共享的——但也時常是具有爭議，並總是高度歧異的——社會空間中被發現、被創造出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同時考量結構中存在的宰制與抵抗的力量，應避免陷入結構或閱聽人之主體能動性（agency）單一決定論的觀點，因為事實上閱聽人的選擇權仍取決於上游生產者所提供的媒介文本，閱聽人必須在此一媒介文本的框架中，進行協商、抵抗，以產製個人化的意義；再者，閱聽人所處的多元時空脈絡亦會影響閱聽人如何詮釋媒介文本。是故，當我們在探究媒體與日常生活的關係時，應慮及閱聽人的接收過程、文本、以及時空脈絡三者之間的動態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