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研讀手札（九）：沙龍攝影與旅遊攝影

● 閱讀文本：郭力昕（1998）。《書寫攝影》。台北：元尊文化。

郭力昕在《書寫攝影》一書中，開門見山地直指沙龍攝影以及「中國攝影學會」道統之貧瘠，他認為此般縱橫一世紀的攝影神話徒具荒蕪的攝影文化內涵，獨尊沙龍畫意的後果，致使其作品不具嚴肅的藝術精神，亦未能觸及文化的質地。

沙龍攝影經由去政治化的藝術表現，一味凸顯絢麗縹緲的視覺符號，譬如荷花、光影、模特兒、煙火等，而不去探索影像的意義，更遑論「讓作品與時代脈搏共振」（郭力昕，1998：24），反映現實景況，亦或更激進地藉由影像進行政治性抵抗。郭力昕將「中攝會」打壓紀實攝影的舉動放在當時黨國機器全面政治控制的結構來理解，並指出隨著「中攝會」及其領銜的各地沙龍攝影分會日漸建制化，鞏固了畫意派的攝影美學觀，過濾掉時代與社會，存留下來的僅是荷花與鷺鷥的空洞顯影。

郭力昕在行文之中不留情面地對沙龍攝影的迷思加以批判，然而他亦清楚闡明，他無意以「高眉」藝術的優越心態來看待沙龍攝影。郭力昕所要撻伐的是該流派不斷製造一套論述，「以鞏固具有政治功用的社會／文化控制」（頁22），是以，由郎靜山與「中攝會」所表徵的霸權和父權文化，導致攝影文化始終陷溺於反智、反現實、反突破的窠臼。

郭力昕的批判擲地有聲，但隨著時光的流轉，當數位攝影時代來臨，拍照技術門檻降低，而個人化（而非追隨攝影學會的步伐）的攝影風氣漸次形成，各地攝影學會不再具有統攝或主導攝影風格的權威地位，那麼我們該如何看待（業餘）沙龍攝影的創作內涵、社會功能和存在價值？

除此，論及旅遊攝影時，郭力昕質疑照片象徵的究竟是「此曾在」的見證意義，抑或是加速「遺忘」的「記憶工具」？

當觀光與拍照成為現代人生活中的一項必要儀式，每個人幾乎都可稱之為業餘紀錄攝影的拍攝者。郭力昕將觀光客與拍照視為一種有趣的移動性的文化奇觀，一方面肯認觀光客的決心與投入，至少他們努力尋找風景明信片上的框取、構圖、氛圍，試圖經由擬仿，拍出一些接近明信片水準的照片。然而，另一方面，卻對觀光客集體消費各地奇（景）觀的文化行為不表贊同，郭力昕認為觀光客的粗俗表現在「趕集與拍照時，將異質文化奇觀化、標籤化所反映的一種粗暴」（頁99）。至於「粗俗」所指涉的，「是這個現代／後現代社會情境下，旅遊工業與消費大眾共同結構出來的一種規格化了的觀光文化實踐形式」（頁93）。在此規格化的觀光遊程中，人們流於奇觀式的影像消費，缺乏開拓的視野以體驗各地文化內涵，同時泯滅了旅行可能激發的想像與領悟。

儘管在評論者心目中，攝影之功能或許有高低層次之分，認為「玩相機」文化失之於淺薄，並對競相佇立在各景點顯著性地標前留影的觀光客心態提出省思。然而，攝影的社會功能不正含括「記錄」此一要素嗎？就廣義而言，「到此一遊」的紀念照亦體現「記錄」之功用。故為求更全觀地解讀攝影，有必要將此一現象廣納入日常生活的脈絡進行考察，分析其社會文化功能，並深入解剖攝影者或被攝者的情感結構，而非一逕責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