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閱讀文本：Michael de Certeau,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Vol.Ⅰ).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Intro, Making do, Walking in the city.
Michael de Certeau, Luce Giard, Pierre Mayol,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Living and Cooking (Vol. Ⅱ).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133-169. Ghosts in the city, Doing cooking.
Certeau強調消費者在日常生活實踐中所展現的積極能動性，藉由「使用產品的方式」以突顯個人風格，在大量同質化的物件之上雕刻專屬於自身的符碼，使之顯得特出，和他者有所區隔。因此，即便消費者無法自外於主控階級全面撒下的規訓之網，仍然能夠運用機巧的「戰術」（tactics），在此一結構化的操作中尋覓網眼，浮潛於縫隙之間。
寓居於泱泱大城之中的市民，不妨轉換視角，化身為一名漫遊者，其流動的腳程、不規則的路徑、以及脫俗的心靈之眼在在構成了一股逃逸的能量。漫遊者透過觀看，解構城市的文化符碼，體悟其身世，並且經由散步，編造出一種迂迴的行走修辭學，逡尋著街道巷弄中所暗藏的故事。在某些靈光乍現的瞬間，所有寄居在物件上的曖昧指涉都消融了，取而代之的，乃是漫遊者具有濃烈個人色彩的詮釋學。
人們可能採行的逃逸戰術有二，在空間上，人們可藉由身軀的移動，譬如隨意行走、旅行等方式脫離日常生活的既定軌道。旅行的意義在於探勘隱匿於城市不同空間中的傳奇，看似自我放逐的行徑，卻更像是通過浪蕩的旅途，離開核心，自固有的信念中剝離，逐步趨向邊緣、逼近他者。因此，旅行類似一趟果敢的探險，從熟悉的國度——家園——出發，沿途行經陌生化的路徑，抵達未知的遠方。遠方或許掩埋著荒煙蔓草般的記憶，或許包庇著充滿異想的傳奇。旅行是一種出走，同時也是一種回歸，通過旅途中可能不由自主產生的孤絕，更向藏匿於內在的自我探鑿了去。
逃逸的戰術展演於時間之面向上，則可趁節慶（festivals）時，逾越日常守則，顛覆日常生活的慣性，某些平常被視為禁忌的事獲得合理的藉口，有了實踐的可能，或至少因為休假，人們有了光明正大的理由可以不去上班、毋須強迫自己上緊發條。在這一層意義上，節慶作為一種社會時間的制度性安排，與日常的生活作息區隔開來。
然而，當我們鼓吹著戰術，推崇人們能夠憑藉個體經驗，並且倚賴流動的記憶，打造一座私密的後花園之餘，也必須慮及，儘管漫遊者得以在城市的大敘事中撰寫個人化的歷史事件，卻始終得面對一個事實，即：漫遊者所旅居的城市乃是一套建制化的文本，他的遊蹤仍然必須在此一框架中履行。再者，當人們逾越日常規範，暫時將諸般職責和瑣碎的物事拋諸一旁，徜徉在節慶的歡愉中，例如與朋友相約歡度聖誕節，一起享用耶誕大餐、至信義商圈一帶看電影、購物，此一藉由消費以慶賀節日氛圍的行徑，是不是也算是被資本主義者精心策劃的消費符碼所收編呢？
Monday, January 16, 2006
【閱讀筆記】生產性的權力
◆ 閱讀文本：傅柯，《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圖書。1992。
Foucault的權力論述強調的是一種富有生產力的權力觀，而非一味禁制、壓抑、剝削的消極權力行使。早先，權力的運作多半仰賴一權力中心，該掌權的主體握有操控的本事，而Foucault則主張並無一明確的主體在行使權力，我們必須藉由審視權力施展的「效用」方可窺知權力之存無。以國家機器的運作為例，從前國王或君主握有大權，然而，邁入民主化社會的現代，權力必須依附於一套完善的規章、範則之中，如此，組織或機制的權力才得以顯現、落實。
再者，權力隱形了，並且肆無忌憚地擴散至各個角落，構成一張綿密的網絡，人們甚至因而暴露在秘密的監視之中，我們所居處的環境成為「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的延伸和放大版本。此拓散的權力可透過物質或非物質的方式顯現之，例如暗藏於四處的監視器，或者是憑藉空間的安置，即可將人規訓於無形之中。Foucault主張規訓是一種有關細節的政治解剖學，他認為規訓首先要對人的空間分配入手，建構出一單元式的（cellular）密閉場域，將人們隔離開來，該空間不僅可作為具有抑制和分割功能的機制，在教育制度上，並可藉由劃分等級，標示不同程度的知識或技能，運用監督、篩選和獎勵的機制，促使人們在其間的經常性流動成為可能。
以台灣當前的考試制度為例，學生被師長告知須以課業為重，目的在於求取優良的成績，以進入較好的學府。而一張漂亮的文憑似乎就能夠預言著未來的求職之路得以順遂些，這之間牽涉到以文化資本換取經濟資本的邏輯。學生馴服於升學體制，故被規訓成為具有「秩序」的整體，安分地上課、做筆記、考試、向補習班報到。此規訓的手段反映在空間和時間的配置上，就空間而言，學生被定位在教室內的某一固定位置，上課鐘聲一響，即須準時就位。時間也被切割了，時間被分解成連續的片段，由校園內的鐘聲扮演著提示的角色，知會學生什麼時段該做什麼事、什麼時間該上哪一門課。是故，學生進入此一教育體制的長期操練，漸進式地採納了課本上所傳遞的智識、道德規範與價值觀等文化符碼，我們看見隱形的權力滲透入這一套考試制度之中。然而，更值得警戒的卻是，權力除了透過「體制」流露出其效用外，它更試圖萃取「意識型態」的汁液，顯現其效能，是以，暗中監控學生須專注於課業的不單是考試制度了，同時也是文憑主義所挾持而來的莫大壓力。
Foucault的權力論述強調的是一種富有生產力的權力觀，而非一味禁制、壓抑、剝削的消極權力行使。早先，權力的運作多半仰賴一權力中心，該掌權的主體握有操控的本事，而Foucault則主張並無一明確的主體在行使權力，我們必須藉由審視權力施展的「效用」方可窺知權力之存無。以國家機器的運作為例，從前國王或君主握有大權，然而，邁入民主化社會的現代，權力必須依附於一套完善的規章、範則之中，如此，組織或機制的權力才得以顯現、落實。
再者，權力隱形了，並且肆無忌憚地擴散至各個角落，構成一張綿密的網絡，人們甚至因而暴露在秘密的監視之中，我們所居處的環境成為「全景敞視建築」（panopticon）的延伸和放大版本。此拓散的權力可透過物質或非物質的方式顯現之，例如暗藏於四處的監視器，或者是憑藉空間的安置，即可將人規訓於無形之中。Foucault主張規訓是一種有關細節的政治解剖學，他認為規訓首先要對人的空間分配入手，建構出一單元式的（cellular）密閉場域，將人們隔離開來，該空間不僅可作為具有抑制和分割功能的機制，在教育制度上，並可藉由劃分等級，標示不同程度的知識或技能，運用監督、篩選和獎勵的機制，促使人們在其間的經常性流動成為可能。
以台灣當前的考試制度為例，學生被師長告知須以課業為重，目的在於求取優良的成績，以進入較好的學府。而一張漂亮的文憑似乎就能夠預言著未來的求職之路得以順遂些，這之間牽涉到以文化資本換取經濟資本的邏輯。學生馴服於升學體制，故被規訓成為具有「秩序」的整體，安分地上課、做筆記、考試、向補習班報到。此規訓的手段反映在空間和時間的配置上，就空間而言，學生被定位在教室內的某一固定位置，上課鐘聲一響，即須準時就位。時間也被切割了，時間被分解成連續的片段，由校園內的鐘聲扮演著提示的角色，知會學生什麼時段該做什麼事、什麼時間該上哪一門課。是故，學生進入此一教育體制的長期操練，漸進式地採納了課本上所傳遞的智識、道德規範與價值觀等文化符碼，我們看見隱形的權力滲透入這一套考試制度之中。然而，更值得警戒的卻是，權力除了透過「體制」流露出其效用外，它更試圖萃取「意識型態」的汁液，顯現其效能，是以，暗中監控學生須專注於課業的不單是考試制度了，同時也是文憑主義所挾持而來的莫大壓力。
【閱讀筆記】博物館的文化政治解剖學
◆ 閱讀文本：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London: Blackwell. 1991. 1-85.
Lefebvre以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以及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個相互連結的概念來探究空間之產製。空間文本乃是由再現的符碼形塑而成，空間符碼不僅導引我們如何閱讀或詮釋該空間，更進一步地指示出哪些行為才是合宜的空間實踐。再者，空間的再現中介了意識型態與知識，使得空間符碼及其所隱喻的意識型態有可能強勢地主宰我們使用空間的方式。
以博物館之建制化為例，博物館不僅具備蒐藏、保存、研究、展示、教育與娛樂等功能，同時也可作為知識管理與意識型態再現之媒介，空間產製者利用博物館的展場規劃、參觀動線、展示物件、以及遊走其間的觀眾等符碼，將世界轉化為一種敘事，其敘事框架策略性地操縱觀者的解碼。是以，博物館作為一文化保存與知識建構的機構，掌握展示物件的詮釋權，並進而形塑、強化特定的意識型態和文化認同。
博物館的專業主義呈現在兩個面向上，這些面向也正是我們在探究博物館之空間產製時必須加以質疑的。首先，關係到文化資產的界定問題，是由哪些人來界定何謂文化資產？哪些物件有資格進入博物館？篩選的標準為何？文化資產的界定是否反映出某種既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觀，當物件被擺置入博物館，即歷經一重組的過程，物件脫離其原始脈絡，且在一凝止的時空中疏離化、陌生化、藝術品化了，遂成為眾所凝視的焦點。故藉由展示，灌輸觀者其所觀看到的乃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物件，進而塑造集體記憶和文化想像。
其次，展示的物件所欲傳遞的意義為何？詮釋權握在哪些人手上？哪些外在線索介入並主導了詮釋的策略？一般民眾進入博物館後，不少傾向透過導覽專刊的說明文字、語音導覽或學者專家導覽等方式，以協助自身領會展示物件之要義與內涵，然而，如此一來，觀者便失去主動的詮釋權，況且一味倚賴博物館導覽員、策展人等專家提供專業的解說，恐難以跳脫博物館展示的論述權力及意識型態。Bourdieu亦指出博物館乃是菁英階級積極推動的文化機構，旨在透過界定「通俗／高尚」的品味，區隔階級，達成社會分化的效用。即便博物館門票低廉，中下階層的民眾足以負擔參觀費用，但卻因為不具文化鑑賞和藝術解碼的能力，故必須仰賴博物館裡的指南和導覽，才可能透視藝術品之隱含義。
儘管博物館之專業主義似乎有壟斷知識和詮釋權之嫌，我們仍須留意一點，亦即觀眾並非全然被動地接受他者賦予物件之意義，觀眾乃是具有自主性的主體，其主體能動性體現在可自由安排參觀時間、觀展時可不依循參觀動線、依憑個人經驗主動建構展示物件的象徵意義等層面上。若將參觀博物館比擬為自助旅行，觀者化身為具有流動視域的漫遊者，將博物館視為一開放的文本，無論是展場氛圍、真實物件的靈光、或是行走於其中的其餘觀眾，皆可作為觀者解讀時的線索，故透過參觀的互動經驗，觀者得以參與建構展示之意義。
Lefebvre以空間的實踐（spatial practice）、空間的再現（representations of space）、以及再現的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個相互連結的概念來探究空間之產製。空間文本乃是由再現的符碼形塑而成，空間符碼不僅導引我們如何閱讀或詮釋該空間，更進一步地指示出哪些行為才是合宜的空間實踐。再者，空間的再現中介了意識型態與知識，使得空間符碼及其所隱喻的意識型態有可能強勢地主宰我們使用空間的方式。
以博物館之建制化為例，博物館不僅具備蒐藏、保存、研究、展示、教育與娛樂等功能，同時也可作為知識管理與意識型態再現之媒介，空間產製者利用博物館的展場規劃、參觀動線、展示物件、以及遊走其間的觀眾等符碼，將世界轉化為一種敘事，其敘事框架策略性地操縱觀者的解碼。是以，博物館作為一文化保存與知識建構的機構，掌握展示物件的詮釋權，並進而形塑、強化特定的意識型態和文化認同。
博物館的專業主義呈現在兩個面向上，這些面向也正是我們在探究博物館之空間產製時必須加以質疑的。首先，關係到文化資產的界定問題，是由哪些人來界定何謂文化資產？哪些物件有資格進入博物館？篩選的標準為何？文化資產的界定是否反映出某種既定的意識型態和價值觀，當物件被擺置入博物館，即歷經一重組的過程，物件脫離其原始脈絡，且在一凝止的時空中疏離化、陌生化、藝術品化了，遂成為眾所凝視的焦點。故藉由展示，灌輸觀者其所觀看到的乃是具有歷史意義的物件，進而塑造集體記憶和文化想像。
其次，展示的物件所欲傳遞的意義為何？詮釋權握在哪些人手上？哪些外在線索介入並主導了詮釋的策略？一般民眾進入博物館後，不少傾向透過導覽專刊的說明文字、語音導覽或學者專家導覽等方式，以協助自身領會展示物件之要義與內涵，然而，如此一來，觀者便失去主動的詮釋權，況且一味倚賴博物館導覽員、策展人等專家提供專業的解說，恐難以跳脫博物館展示的論述權力及意識型態。Bourdieu亦指出博物館乃是菁英階級積極推動的文化機構，旨在透過界定「通俗／高尚」的品味，區隔階級，達成社會分化的效用。即便博物館門票低廉，中下階層的民眾足以負擔參觀費用，但卻因為不具文化鑑賞和藝術解碼的能力，故必須仰賴博物館裡的指南和導覽，才可能透視藝術品之隱含義。
儘管博物館之專業主義似乎有壟斷知識和詮釋權之嫌，我們仍須留意一點，亦即觀眾並非全然被動地接受他者賦予物件之意義，觀眾乃是具有自主性的主體，其主體能動性體現在可自由安排參觀時間、觀展時可不依循參觀動線、依憑個人經驗主動建構展示物件的象徵意義等層面上。若將參觀博物館比擬為自助旅行，觀者化身為具有流動視域的漫遊者，將博物館視為一開放的文本，無論是展場氛圍、真實物件的靈光、或是行走於其中的其餘觀眾，皆可作為觀者解讀時的線索，故透過參觀的互動經驗，觀者得以參與建構展示之意義。
【閱讀筆記】風格消逝的年代
◆ 閱讀文本：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Ⅱ). London: Verso. 1992.
Lefebvre主張以「需要理論」（a theory of needs）作為日常生活批判的理據，
他將人類定義為「需要的存有」（being of need），並且建構一個以需要與需要的世界（the world of need）為基礎的理論。此理論試圖顯示人類及其意識如何透過需要、欲求（want）、以及欲求的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want），藉此將自然、童年、一整個魔幻的童話仙境、懷舊情結和悔意遺留在一旁。再者，人類必得經驗需求及欲求交織的情感結構，品嚐過實質的匱缺和剝奪，個體之意識和自由方能獲得救贖，找到行動的路徑。將需求定義為欲求正是人類探索世界之可能性的源頭，藉由創造需求和欲求，在兩者之間悠遊、取決，使之成真，人類因而邁入歷史的管轄。
Lefebvre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一般的需要」（need in general）是如何轉換為「這個或那個需要」（the need for this or for that）。社會經驗提供了片刻且多層面的欲望，以及促使人類形成欲求的動機。Lefebvre並且指出以「數量」來計算需要，以「品質」來度量欲望是過於簡化的二元劃分法。事實上，需要與欲望之間存有一種循環的辯證關係，欲望確實不同於需要，起初，每個欲望皆以根本的需求為其核心，然而，後來欲望為了滿足真正的需要以及欲望本身，遂歷經一段社會化的旅程，演變為另一種需要，此種需要的變貌有別於人類基本的需求，它是在外在世界中被建築起來的，其中不乏被撩撥的成份。是故，日常生活被殖民了，消費主義促使人類欲求不滿，而此深層的不滿足則導致了人類的異化。
消費社會中，消費者的物慾被一套說服機制所推動，包括誘人的廣告、鼓動三吋不爛之舌的銷售員，或是人們為了跨越社會聲望的門檻，因而企圖透過消費以達成文化品味上的社會區隔。Crang（2003）認為，「大眾消費形成了人們據以實現生活意義，以及他們與世界之關係的主要脈絡」（頁181），故人們得以根據其個體經驗、文化資本、社會脈絡等線索，將物件銘刻上專屬於個人的內在意義，藉此打造其形象與階級結構。然而弔詭的是，全球化的消費時代下，生活風格的提倡同時也面臨生活風格消失的難題。儘管消費者意欲藉由商品來標誌自身的品味，甚至是展示其社經位階，全球化的品牌行銷卻也使得大眾消費日趨均質化，譬如一旦「無印良品」的傢飾或日常用品大舉攻佔個人住宅，一旦極簡風成為一股風尚、一種生活美學、一道精神象徵，消費者如何在「使用」商品的過程中，進行被動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創造個人化意義？如何在極簡的概念之外，主動形塑另類的思維？
此外，消費社會的另一謀略是將消費與休閒的界線模糊化。以「市集」（fairs）為例，「這個空間形成於日常生活的縫隙之中，脫離正常的規則，並且分離出來，可稱為『臨界』（liminal）空間。…市集的時空提供了荒誕狂歡（carnivalesque）行徑的場合。這種行為顛覆了社會的正常規則，讚揚踰矩過度與炫耀性消費」（Crang，2003，頁161）。例如每年年關將至，台北迪化街便洶湧入大批人潮，形成一幅熱絡的買賣景象，豐足的年貨、沿街的叫賣聲響以及採買的人們，將街市妝點得宛若一場歡暢的嘉年華般。不僅是市集空間，富麗堂皇的世界博覽會、光鮮絢爛的百貨公司、以show girl招攬人氣的電腦展等空間，也都透過新的視覺消費形式，模糊了消費與休閒的邊界。
參考書目：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2003）。《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原書：Mike Crang.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Lefebvre主張以「需要理論」（a theory of needs）作為日常生活批判的理據，
他將人類定義為「需要的存有」（being of need），並且建構一個以需要與需要的世界（the world of need）為基礎的理論。此理論試圖顯示人類及其意識如何透過需要、欲求（want）、以及欲求的意識（the consciousness of want），藉此將自然、童年、一整個魔幻的童話仙境、懷舊情結和悔意遺留在一旁。再者，人類必得經驗需求及欲求交織的情感結構，品嚐過實質的匱缺和剝奪，個體之意識和自由方能獲得救贖，找到行動的路徑。將需求定義為欲求正是人類探索世界之可能性的源頭，藉由創造需求和欲求，在兩者之間悠遊、取決，使之成真，人類因而邁入歷史的管轄。
Lefebvre認為真正的問題在於「一般的需要」（need in general）是如何轉換為「這個或那個需要」（the need for this or for that）。社會經驗提供了片刻且多層面的欲望，以及促使人類形成欲求的動機。Lefebvre並且指出以「數量」來計算需要，以「品質」來度量欲望是過於簡化的二元劃分法。事實上，需要與欲望之間存有一種循環的辯證關係，欲望確實不同於需要，起初，每個欲望皆以根本的需求為其核心，然而，後來欲望為了滿足真正的需要以及欲望本身，遂歷經一段社會化的旅程，演變為另一種需要，此種需要的變貌有別於人類基本的需求，它是在外在世界中被建築起來的，其中不乏被撩撥的成份。是故，日常生活被殖民了，消費主義促使人類欲求不滿，而此深層的不滿足則導致了人類的異化。
消費社會中，消費者的物慾被一套說服機制所推動，包括誘人的廣告、鼓動三吋不爛之舌的銷售員，或是人們為了跨越社會聲望的門檻，因而企圖透過消費以達成文化品味上的社會區隔。Crang（2003）認為，「大眾消費形成了人們據以實現生活意義，以及他們與世界之關係的主要脈絡」（頁181），故人們得以根據其個體經驗、文化資本、社會脈絡等線索，將物件銘刻上專屬於個人的內在意義，藉此打造其形象與階級結構。然而弔詭的是，全球化的消費時代下，生活風格的提倡同時也面臨生活風格消失的難題。儘管消費者意欲藉由商品來標誌自身的品味，甚至是展示其社經位階，全球化的品牌行銷卻也使得大眾消費日趨均質化，譬如一旦「無印良品」的傢飾或日常用品大舉攻佔個人住宅，一旦極簡風成為一股風尚、一種生活美學、一道精神象徵，消費者如何在「使用」商品的過程中，進行被動的抵抗（passive resistance），創造個人化意義？如何在極簡的概念之外，主動形塑另類的思維？
此外，消費社會的另一謀略是將消費與休閒的界線模糊化。以「市集」（fairs）為例，「這個空間形成於日常生活的縫隙之中，脫離正常的規則，並且分離出來，可稱為『臨界』（liminal）空間。…市集的時空提供了荒誕狂歡（carnivalesque）行徑的場合。這種行為顛覆了社會的正常規則，讚揚踰矩過度與炫耀性消費」（Crang，2003，頁161）。例如每年年關將至，台北迪化街便洶湧入大批人潮，形成一幅熱絡的買賣景象，豐足的年貨、沿街的叫賣聲響以及採買的人們，將街市妝點得宛若一場歡暢的嘉年華般。不僅是市集空間，富麗堂皇的世界博覽會、光鮮絢爛的百貨公司、以show girl招攬人氣的電腦展等空間，也都透過新的視覺消費形式，模糊了消費與休閒的邊界。
參考書目：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2003）。《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原書：Mike Crang.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閱讀筆記】日常生活的異化
◆ 閱讀文本：Henri Lefebvre,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Vol.Ⅰ). London: Verso. 1992.
Lefebvre將討論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概念——異化（alienation），並聚焦於日常生活中的異化行徑。Lefebvre指出，構成日常生活的三個元素分別為：工作、家庭／私人生活、以及休閒活動。在強調其歷史性的、變動的、短暫而無常的本質的前提之下，此三者即構成一個整體，我們稱之為「總體性的結構」（a global structure）或「全體」（totality）。當我們意欲進行日常生活批判時，可考察上述三個元素之間多方面的互動關係。工作、家庭／私人生活、以及休閒活動三者之間一旦斷裂，便暗示著人類生活的異化。
休閒的起源分為不同的階段，於此歷程中，新的需求也應運而生。一剛開始，休閒起源於未經分化的總體性活動，難以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面向有所區隔。其後，休閒含括了消極的姿態，例如看電影，此乃一極易被商業收編的消費行為，同時也顯現其異化的本質。發展至最後，休閒產製出積極的姿態，像是十分個殊化且須仰賴技術的消遣，如攝影。這已然是一種有教養的文化休閒了，恰如Bourdieu所言，擁有經濟資本的階級，利用其閒暇時光培養額外的興致、才能，將經濟資本轉換為文化資本，藉以創造另一形式的社會區隔。
隨著勞動力的分化，現代工業文明在這普遍的結構中創造了普遍需求的休閒（a general need for leisure）和差異化的具體需求（differentiated concrete needs），休閒成為社會組織的新產物。操作休閒活動的機制主要有二，首先是創造休閒的分層，譬如星期天早晨協同家人至居處附近的公園散步、逛百貨公司、打高爾夫球等。其次，發明提供休閒的機器，例如收音機、電視、電影、電腦等中介物，傳播媒介的普及促使人類傾向倚賴上述媒體以尋求慰藉，新科技成癮症遂成為現代社會的流行徵候。此現象加速模糊了工作、私生活以及休閒之間的界線，以觀看電視為例，觀賞節目目前已成為國人主要的休閒娛樂之一，然個人的家庭生活卻因為媒體的介入而不復私密了，螢幕中的媒介訊息成為客廳裡的要角，外部資訊因此不費氣力地滲透至私人領域，轉化為家中或社交場合上的談資。再者，實際上閱聽人觀看電視的同時，也正為廣告主而勞動著，大眾媒體的節目用來建構收視族群，閱聽人付出閒暇時間來觀賞節目，這些勞動力就以新的「商品」（commodity）形式，換算為收視率以兜售給廣告主。除外，電視經常呈現出理想生活，其理型作為閱聽眾投射與認同的對象，藉此撩撥觀眾的欲望，所造成的後果即是「將整體生活分裂成為孤立的個別消費者——從社區，轉變為闔家收視，再變成一家擁有好幾台電視——從螢幕奇觀而非『真實生活』汲取知識」（Crang，2003，頁126）。是以，收視行為不單純是一種休閒活動，由於閱聽人在觀賞的過程中被無形地商品化了，觀賞本身成為一種勞務的展現，而媒介上所呈現的訊息也因此攻略了私密的家庭生活。媒介真實與社會真實之間的斷裂、工作、家庭／私人生活、以及休閒活動三者的斷裂，此皆構成日常生活中異化的根源。
參考書目：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2003）。《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原書：Mike Crang.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Lefebvre將討論回歸到馬克思主義的中心概念——異化（alienation），並聚焦於日常生活中的異化行徑。Lefebvre指出，構成日常生活的三個元素分別為：工作、家庭／私人生活、以及休閒活動。在強調其歷史性的、變動的、短暫而無常的本質的前提之下，此三者即構成一個整體，我們稱之為「總體性的結構」（a global structure）或「全體」（totality）。當我們意欲進行日常生活批判時，可考察上述三個元素之間多方面的互動關係。工作、家庭／私人生活、以及休閒活動三者之間一旦斷裂，便暗示著人類生活的異化。
休閒的起源分為不同的階段，於此歷程中，新的需求也應運而生。一剛開始，休閒起源於未經分化的總體性活動，難以和日常生活的其他面向有所區隔。其後，休閒含括了消極的姿態，例如看電影，此乃一極易被商業收編的消費行為，同時也顯現其異化的本質。發展至最後，休閒產製出積極的姿態，像是十分個殊化且須仰賴技術的消遣，如攝影。這已然是一種有教養的文化休閒了，恰如Bourdieu所言，擁有經濟資本的階級，利用其閒暇時光培養額外的興致、才能，將經濟資本轉換為文化資本，藉以創造另一形式的社會區隔。
隨著勞動力的分化，現代工業文明在這普遍的結構中創造了普遍需求的休閒（a general need for leisure）和差異化的具體需求（differentiated concrete needs），休閒成為社會組織的新產物。操作休閒活動的機制主要有二，首先是創造休閒的分層，譬如星期天早晨協同家人至居處附近的公園散步、逛百貨公司、打高爾夫球等。其次，發明提供休閒的機器，例如收音機、電視、電影、電腦等中介物，傳播媒介的普及促使人類傾向倚賴上述媒體以尋求慰藉，新科技成癮症遂成為現代社會的流行徵候。此現象加速模糊了工作、私生活以及休閒之間的界線，以觀看電視為例，觀賞節目目前已成為國人主要的休閒娛樂之一，然個人的家庭生活卻因為媒體的介入而不復私密了，螢幕中的媒介訊息成為客廳裡的要角，外部資訊因此不費氣力地滲透至私人領域，轉化為家中或社交場合上的談資。再者，實際上閱聽人觀看電視的同時，也正為廣告主而勞動著，大眾媒體的節目用來建構收視族群，閱聽人付出閒暇時間來觀賞節目，這些勞動力就以新的「商品」（commodity）形式，換算為收視率以兜售給廣告主。除外，電視經常呈現出理想生活，其理型作為閱聽眾投射與認同的對象，藉此撩撥觀眾的欲望，所造成的後果即是「將整體生活分裂成為孤立的個別消費者——從社區，轉變為闔家收視，再變成一家擁有好幾台電視——從螢幕奇觀而非『真實生活』汲取知識」（Crang，2003，頁126）。是以，收視行為不單純是一種休閒活動，由於閱聽人在觀賞的過程中被無形地商品化了，觀賞本身成為一種勞務的展現，而媒介上所呈現的訊息也因此攻略了私密的家庭生活。媒介真實與社會真實之間的斷裂、工作、家庭／私人生活、以及休閒活動三者的斷裂，此皆構成日常生活中異化的根源。
參考書目：
王志弘、余佳玲、方淑惠譯（2003）。《文化地理學》，台北：巨流。（原書：Mike Crang.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London: Routledge.）
Sunday, January 01, 2006
風和日麗的星期天早晨
燃燒也到此為止，我是那／漆黑的部分，請讓我否定自己：／然後在一根花枝中心潔白起來。 ——廖偉棠〈來生書‧犧牲〉 昨夜買了一張無價的入場券，遂在順理成章的河流裡，飄渡，一路浪蕩至新的年關。時間的輕舟向前划去的時候，秒數規律地圈劃著波紋。歲末總算在眾聲喧嘩中投降了。 城市歷經了一場空前的變裝遊戲，花枝招展地，招惹了為數可觀意欲狎近以褻玩焉的人潮。資本主義的符碼狂妄地燃燒著天際線，輝煌的燈火宛如忠臣般，吹捧著城市之風騷。於是，一座龐大的遊樂場成形了，將浮城中的虛空和豐足焊接起來。特別是甫落成的誠品信義旗艦店，頓成觀光新據點，招蜂引蝶的口號企圖喚醒酣眠中的隱性知識分子：打造一座閱讀與生活的博物館。人們光顧該處的動機不知是之於書籍的想像多些，抑或之於空間符號的想像多些？我乃是文字的忠誠信徒，故在其中逡尋的，與慣常所尋獲的文本及其力量，基本上並不存在本質的歧異性。只是對於人滿為患的文化盛況，感到些許嘩然罷了。 我必須承認，我偏愛小眾的狂歡勝過集體的朝聖，因此我選擇讓陳珊妮的歌聲獨裁我所滯留的時空。例外的片刻也許在於煙花凌空盛開之際，火光乘載了瑰麗的童話，劃過眾人的眉眼，激起陣陣讚嘆和驚呼。我和周邊數十萬名不相識的群眾，因為共同見證了什麼而擁有交融的集體記憶，這瞬息片刻的驚豔彷彿也形塑我們對這座泱泱大都的另一層想像。然而最為可怖的卻是散場時的哄亂與推擠，我那疲於闖蕩的、疲於抵抗的、疲於抒情的肉身以及心靈之眼感到頹敗至極，險些荒廢在現場。 撇除跨年的記憶，對於已乘噴射機離去的西元2005年，我確實是有些話要訴說的。 經過進一步的演化，我顯然更像一隻候鳥了。遠遊四方，獨立成性，並且更篤定地知曉自身真實的需索為何。幾經數番自我質疑又自我淬勉的長期考驗，終於順利進入心目中的第一志願——政大新聞所，這堪稱去年度我送給自己最寶貝的禮物。其後，與新鮮的友朋交配著一片顫音，鋪疊出多層次的生活情態，甚至願意成為彼此的和聲，在學術的森林裡，集體縱躍上枝芽，吱啾著又艱難又深邃的曲調。 至於性格的演變，則似乎更開懷也更沈斂了，特別是在情意的展演上。某些時候奔放地言說著愛之真切，將愛鑄造成一只穩定的指南針，擺放在左胸口袋；某些時候卻又暗自嘟嚨、搬弄心眼，將愛折疊成一條窄仄的幽微巷弄，迂迴難測。 一切大抵持續處於植栽與收割交互辯證的景況之中。然近日之我，卻不由自主地隱身入一種踟躇不前的休耕狀態，叫我甚為神傷。喔，寧靜的光。明澈的光。燦亮的光。篤定的光。臨界的光。遼闊的光。沈謐的光。纖細的光。騷動的光。優柔寡斷的光。但願泅泳於幻變光影中的自我，再俐落一些、晴朗一些、理智一些，復又勤快地回返尚待墾殖的田畝。 風和日麗的星期天早晨，和朋友一道享用早餐，本無特徵的時間彷彿因之暫時性地脫離線性軌道，被輸入個人化的主體情結，緩慢地吐納著新年度的懷想和抱負：這是另一道起跑線，而光亮有時、烏暗有時，我蓄勢待發地等候著，等候自己綻放成，一朵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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